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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究竟谁拉动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—投资和信贷在博弈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《金融时报》记者访谈

　　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在一片“火热”的惊叹声中出炉。尽管经济平稳增长，但投资的迅猛增长令众多专家学者担忧：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，同比增长29.8%，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.4个百分点。与之相应的是贷款发放的快速增长：6月末，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1.5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5.24%，这让2006年的贷款计划成为了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　　银行放贷过多，直接造成了投资规模的迅速膨胀——这样的联系似乎“显而易见”。如果这一结论成立，那么遏制银行的放贷冲动，投资增速过快这一“顽疾”便能根除。其中道理真的如此简单吗？

　　银行要放贷，所以各地要投资，是信贷拉动投资——针对这一说法，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有着不同的看法。究竟谁拉动谁——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刘慧勇给出了他的答案。

记者：从数字上看，投资和信贷都有快速增长，它们之间曾在谁拉动谁的关系吗？
刘慧勇：投资和信贷不是坐在自行车上的两个人，前座的掌轮蹬车，带动后座的前进。它们更像是坐在飞机上的两个乘客，行驶的速度和方向相同，带动它们的其实是另外一样东西——引擎。

　　投资和信贷之间不是谁拉动谁的关系，带动它们一起增长的引擎是需求，且是有供给的需求。

记者：请您具体分析一下需求是如何拉动投资的。
刘慧勇：首先讲投资需求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在公益事业和公共工程上的投资需求很大，但一直没有得到满足。举例来说，北京2008年要承办奥运会，公共厕所的数量就不够，地铁建设也跟不上。
此外，我们的医院、学校等等都不够。在铁路建设方面，和国外相比，美国19世纪80年代，在没有现代化施工机械的条件下，平均每年年建设1万多公里铁路；而我国以往最多的五年才建8000公里，“十一五”规划大跃进，计划建17000公里，年均也不过3400公里，不到120年多前人口尚少时的美国年建铁路里程的三分之一。这样的建设速度，当然无法满足需求。方方面面未获满足的必要建设需求，无疑要在客观上时时刻刻拉动投资。

　　另外，我国建设水平低、工程质量差，也是一个人为增加投资需求的因素。比如城市道路和居民住宅，由于过去的建设标准低，用不上多久就要拆了重建。长期以来，“凑合对付”的建设思想导致的大量重建需求，也是拉动投资增长的一个动力。这种看似节约的投资思想，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危害。

记者：刚才您谈的是公共建设方面的投资。那么，企业扩大生产方面的投资呢？
刘慧勇：企业投资增长同样是受需求拉动，也具体地说，就是追求利润的需求。中国企业工资标准低，导致企业利润相对高，所以它们愿意投资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企业多数不分红，利润可以全部用来再投资。两方面结合起来，给企业投资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。

记者：那么银行方面呢？拉动它发放贷款的需求体现在哪里？
刘慧勇：上面提到，公共设施建设和企业扩大再生产都需要资金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可能自己解决，所以它们要求助银行。而银行的供给也有需求。经过重组改制后，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，有了发放贷款的根据。

记者：您认为是有供给的需求拉动了信贷。那您如何评价信贷拉动投资这一种说法。
刘慧勇：这种说法不可靠。如何单纯是银行要求放贷，企业被动接受的话，那么，企业的负债率必然提高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，企业总负债中银行贷款的比重并没有提高，这说明企业赚钱了，企业的自有资本和自有资金增多了。可见拉动投资和贷款的，都是有供给的需求。

记者：为什么投资需求集中体现在近几年呢？
刘慧勇：投资需求有它自己的特点，开始阶段特别大，以后可能锐减。如果出现某种最终需求，为满足它，起初便会要求巨大的投资。比如上面提到的铁路建设。美国在十九世纪“疯狂”建设铁路，可一旦铁路网遍布全国，这方面的投资就锐减了。如果北京的地铁能够迅速建成体系，那么这种投资需求也会锐减。

　　事物发展都有阶段性。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机制下，按客观规律，社会需要的某类投资，就像果树开花、小孩长牙一样，是一阵风，开始阶段慢慢腾腾不行，后面久拖不决更不行。改革开放头20年，中国解决了吃和穿的问题，其标志是粮票和布票的取消。现在摆到眼前的主要是住和行问题。所以，我们看到，交通设施跟不上，居民住房条件急需改善。

　　和解决吃穿不一样，解决住行问题不靠种地，靠的是钢筋水泥。这对投资需求大，且全是固定资产。应当清醒看到，固定资产投资大，正是这一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。我预计，较彻底的解决住行问题，至少要花三十年时间。

　　总起来说，产生大量有供给的投资与信贷需求的根本原因，是我国目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。这种需求不仅近几年大，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，都不可能小。低估这一点，会经常犯错误。

记者：上半年毕竟有4237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。您如何评价大规模和高增速？
刘慧勇：这种投资规模既然已经实现了，而且还大量增加了外汇储备，就没有必要从总量角度否定它。一国自力更生的投资能力大，是一件好事，是国力强的一种体现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每一项投资都是合理的，我们要思考的是怎样把不合理的投资变成学校校舍、公共厕所、城市地铁、高速铁路和大型水电站等有价值的投资。这就是说，不应当否定自己有能力达到的总量，而是需要进行投资结构调整，充分利用总量，解决短缺问题。

　　对于企业的投资冲动，归根结底要靠市场解决，不合理的投资，会被市场淘汰。简单地不让新项目上马，很可能变成对旧事物和落后生产力的保护。

记者：那对于银行而言，流动性充裕的问题该如何解决？
刘慧勇：《巴赛尔协议》对银行有了资本制约。股改后银行资本实力上升，有了更大的信贷资金供给能力，这对国家来说是好事，应当设法利用。现在银行钱多，假如企业用不好，政府可以拿来用，中央政府发行国债，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，把多余的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，满足公共事业需要。总之，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，还没有进入有钱没处用的阶段；其实，连美国也没有到达。有钱不会用，正反映我国的观念落后。

记者：对于社会上对于投资的争议，您的看法是什么？
刘慧勇：在需求得到满足后，抑制供给是可以的。但目前我国没到这个阶段，所以结构调整最重要。很多人在观念上对投资有偏见，谈及消费都一味地鼓励。难道大吃大喝、铺张浪费也是合理消费？事实上，投资和消费都存在结构问题，我们应该鼓励合理的投资和消费，不合理的投资与消费都需要摈弃。

　　投资和消费二者是相辅相成、相生共长的，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此消彼涨。解决医疗、教育、住房、出行等方面的问题，无疑需要相应增加这些领域的投资。增加全社会的消费，不能走压缩投资的路子，必须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央5月26日关于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的会议，具有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。